劉備入蜀的契機，表面上來自於曹操的武力威脅，暗地裡萌生於蜀地政權的內部矛盾。劉璋之父劉焉，預見天下將亂，避入蜀中。故劉氏實為外來政權，當地士人如法正、張松，邑邑不得志，乃生異心，欲迎劉備取劉璋而代之。
劉璋在張松的遊說之下邀劉備入蜀，以壯聲勢。劉備起初疑而未決，率因奪人之城既失信又失義，非劉備所願為。然而佔有蜀地已是劉備唯一的選擇，龐統終於說服劉備帶兵入蜀。等到攻克成都，會師於涪，劉備樂而大宴賓客，龐統直陳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為歡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」（語見《三國志卷三十七蜀書七龐統法正傳第七》——何以勸進蜀中的龐統，反而倒潑劉備冷水？且看裴松之的註解：「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，計雖出於統，然違義成功，本由詭道，心既內疚，則歡情自戢，故聞備稱樂之言，不覺率爾而對也。」，此番剖析將龐統當時的心境，清楚而深刻地描繪出來。
諸葛亮於《隆中對》曾說：「劉璋闇弱」，然而劉備圍城期間，忠於劉璋者憤以焦土策獻之，欲與劉備玉石俱焚。劉璋以四川人民福祉為念，慨然拒絕。由此觀之，劉璋豈是昏庸愚昧之流？書傳所記載，往往僅述梗概，失之簡略，吾人閱讀史冊，不應執著表面，當盡力探求機權曲折之處（參見張元教授所著：《朱子講歷史之四：三監之亂與周公東征》一文），此孟軻所言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之真意。
關羽大意失荊州，戰敗身亡。劉備憤而伐吳，諸葛亮心知此舉萬萬不可，卻是有口難諫。蓋因關羽和劉備情同父子，吳國又是諸葛亮主張聯絡交好的對象。以情論，諸葛亮不及劉關兩人深厚；以信論，劉備因諸葛家兄弟各侍其主，始終對諸葛亮有所提防。儘管劉備伐吳對蜀漢之勢極其不利，諸葛亮也只能保持沈默。
劉備率憤兵來攻，孫權深知此乃危急存亡之時，倘曹魏乘隙而入，吳國殆矣，故遣使赴魏稱臣。曹丕不聽劉曄建言，放棄一統天下大好良機，貪向吳國需索珍異貢品。可見曹魏此時已經失去鬥志，耽於安逸。反觀孫吳，雖然礙於形勢降魏，然而君臣氣勢無損，魏使至吳，臣民不卑不亢，堅持禮儀，以維國格。兩國朝廷之習氣，高下立判。
張飛對待下屬，不以體恤恩德行之，屢勸不聽。伐吳前夕，遭部將殺死。關羽、張飛既歿，蜀國軍威衰矣。吳國大都督陸遜少年將軍，麾下部將皆年長功高，初銜軍令，眾將不服。直至與劉備對陣，陸遜洞察先機，進退有據，一舉以火攻之，蜀漢大敗，諸將乃服。數名吳國部將欲乘勝追擊，陸遜反對，因為真正的敵人乃是曹魏，蜀漢的存在可以牽制魏國的行動——三國關係之微妙，可見一斑。
劉備白帝城托孤，喚諸葛亮、李嚴同至帳前，言：「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，關於此舉，古今學者各有詮釋。現代中國史學家田餘慶認為：劉備這番話是說給四川當地士人代表李嚴聽的，表示蜀漢的政權將交給荊襄士人代表諸葛亮，可說是劉備政治智慧的展現。劉備伐吳使蜀漢元氣大傷，菁英折損過半。待孔明掌權治蜀，面對朝中人才凋零，只好事必躬親，實不得而為之。在軍事上，也只能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，屢出祁山，旨在守成，不在奪天下。
孔明與君主間的信賴關係始終留有縫隙，為了明志甚至還上表私產數量，供身後清點，以示淡泊（歷史上第一樁陽光法案執行者？）。諸葛亮呈出師表給蜀漢後主劉禪，字裡行間剴切請求君上：「親賢臣，遠小人」，後主品行推而得知。蜀漢人才既失，主上又愚昧不明，諸葛亮空有遠大的理想，極高的才情，奈何勢不可為，雖鞠躬盡瘁，終究空留遺恨。
王船山（即王夫之）以諸葛亮採申不害的法家之術，評其輔政治事略遜於吳國丞相顧雍。以王船山標準之高，顯見顧雍為相，堪稱人臣典範。三國之中，曹魏佔有的疆域最為廣大，蜀漢則盡得地利庇護，而孫吳君臣一體、上下齊心。吳國在"人和"上的整體表現，正是它能與魏蜀鼎立抗衡，三分天下的主要原因。
◎本文乃根據2006年3月24號張元教授於敏隆講堂講授內容寫成，同時刊載於敏隆講堂之講堂隨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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