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不能沒有參考的時間軸，司馬光欲編撰通鑑，首先要解決「選定歷史正統」此一棘手難題。以三國為例，輿論偏向以劉備接續漢室正統，然而曹魏既據有中原，勢力又最為強大，以蜀漢為主軸，恐怕失之偏頗。故司馬光嚴正陳詞，表明通鑑所述，在「敘國家之興衰，著生民之休戚，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，以為勸戒，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，撥亂世反諸正也。」（文出《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魏紀一》）。歷史現實如此，當需採取非常手段來解決。
王夫之（註一）進一步批判以蜀漢為歷史正統的觀念，認為劉備不足以擔當承繼漢室之名。漢高祖有滅秦暴政之功，漢光武帝則戮力救亡圖存，使傾圮之朝再度中興。而劉備卻因關羽之死蒙蔽其志，轉而攻吳，導致漢室復興無望。
曹魏取漢室覆滅的教訓，針對前朝之失做種種防堵，不令外戚宦官干政。然而「防之於此，失之於彼」（文出《讀通鑑論卷十》），仍舊無法避免亡國之禍。所幸曹魏之失，僅限於朝廷官員的內鬥，一般百姓的生活，不至陷於漢朝末年顛沛流離的慘況。
曹丕曹植兩兄弟為奪太子之位的鬥爭，反應出曹魏何以在政治上的步伐搖搖擺擺。太子之爭的背後，其實隱含著兩股政治勢力的較勁。與曹家同為沛國譙縣出身的同鄉暗援曹植，而來自汝南穎州和其他地方的官員則支持曹丕。
歷史上普遍同情在政治上失勢的曹植，認為曹植勝於曹丕，實則兩人各有所擅。曹丕生於憂患、長於戰爭，精於騎射劍術，文采或不及曹植，亦在伯仲之間。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之內容，更開中國文藝批評風氣之先河。可惜其為人量狹度小、德淺而志短，難以延續曹魏的功業。
西元220年春，曹操身歿，曹丕即位，旋於是年十月篡漢自立，改元黃初。文官武將未變，卻因上位者領導風格的不同，表現差之千里。吳將朱桓以兵五千抗曹仁步騎數萬仍小之，夏侯尚臨陣用兵，草率輕忽使謀臣懼。從史書上面的記載，可以窺知：曹魏據中原，廣土雄資而天下不平，實因君臣不及蜀吳之故。
及至魏明帝曹叡即位，國勢更加盈弱。劉曄對明帝有一番生動的描述：「秦始皇、漢孝武之儔，才具微不及耳。」（文出《資治通鑑卷第七十》），謂其有如秦始皇、漢武帝一樣多欲，但是才幹卻遠遠不及。皇帝崇尚奢侈，貪圖享樂，魏國將來的命運可想而知。
此時的曹魏，一改曹操治下的儉樸與勵精圖治，氣氛轉為舒緩安逸。原本就存在的政治鬥爭，更顯白熱化。明帝重用曹氏宗親，導致汝南穎州一派的危機意識，在明帝駕崩之前，速速將最厲害的棋子——司馬懿，安插在重要的朝中官位上。
太子年幼即位，朝政盡入曹爽、司馬懿之手。曹爽本敬重司馬懿為父執輩，不敢造次。後採何晏、丁謐之策，設法架空司馬懿的權力。但是司馬懿為人陰柔，遠謀深算，豈會坐以待斃？胡三省以貓喻司馬懿，謂「貓鼠不可以同穴」，則曹爽和司馬懿相爭，勝負早已命定。
何晏既為司馬氏的政敵，三國志又成於晉朝，書中對何晏多所批評，說他不過是攀附權勢的浮華之輩。後世的史學家，如裴松之（註二）、王夫之、和民初學者繆鉞嘗為其平反。何晏雖暢清談，但魏正始時期的清談名士並非整天消極無為，反而對於政事高度關懷。何晏不但有經世之志，更有經世之才，是當時的改革派。然而以司馬懿為首的守舊勢力，段術太高，這群涉世未深的理想家無能招架，只有走向滅亡一途。中國歷史上欲變法維新者，少有成功，此為一例。
【註解】：
一、王夫之（1619.10.7∼1692.2.18），字而農，嘗自署船山遺老，明末清初學者，是十七世紀中國重要的哲學家。生前著作多未付梓，死後方由其子王敔選刻刊行，仍流傳不廣。鴉片戰爭後他的著作受到重視，集成《船山遺書》為其著作總集。研究王夫之思想的「船山學」已日益受到學術界重視。（內容參考自《中國大百科》及《大英百科全書繁體中文版》，關於王夫之的說明。）
二、裴松之(372～451)﹐字世期﹐河東聞喜(今屬山西)人。劉宋文帝時﹐奉命作《三國誌註》，另著有《晉紀》。 （內容參考自《中國大百科》關於三國志的說明。）
◎本文乃根據2006年3月17號張元教授於敏隆講堂講授內容寫成，同時刊載於敏隆講堂之講堂隨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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